南京教育史|近、现代南京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南京教育发布

【第十章】
近、现代南京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


第一节
陶行知、陈鹤琴、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生平及其教育活动
陶行知(1891—1946),生于安徽歙县。初名文浚,因信仰王阳明的“知行之成”,改名知行;后来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行知”赛文二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幼年家境清贫,自幼养成劳动习惯和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幼年受父教育,15岁入歙县崇一学堂,4年后跳级毕业。后往杭州广济医校,数月后转入苏州浸会学堂。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学习。1914年赴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学政治,1915年获该校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该校“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同年秋回国。回国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该校改名东南大学后,任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1920年,创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1923年他辞去其他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张“教育救国”血岸情仇,并编《平民千字课本》,积极从事平民教育工作。他最早注意乡村教育问题,于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20年代后期,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并提出了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理论。1927年3月,他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更名为晓庄师范学校),任校长,袁洁仪进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实验,试图为中国教育谋求一条出路。晓庄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引起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疑惧。1930年4月,国民政府下令将晓庄师范封闭,不少师生遭到逮捕,14名同学被杀害,陶行知受通缉,被迫避居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潜回上海,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他创办“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信学校”,组织编写“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积极开展科学教育运动,把自然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招致的民族危机,极为愤慨。他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开始认真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教育活动。1932年在上海工人区和郊区农村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招收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子弟,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与此同时,他提出并推广了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开展普及教育活动。1937年“八·一三”事变,工学团实验终止。
1934年,陶行知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与马用伯、沈钧儒、胡愈之等27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随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936年1月,组织“国难教育社”,被推选为社长,起草《国难教育方案》。同年5月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大力开展国难教育运动。1936年7月,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荣任国民外交使节,先后去欧、亚、非、美等28个国家,宣传抗日,并向华侨及各国人民募捐,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再次遭到通缉。期间应世界新教育会议邀请,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大会,并曾拜谒马克思墓,以“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的诗句给马克思以极高赞誉。
1938年回国后参加国民参政会,12月在桂林主持“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被推为理事长,出版《战时教育》杂志。1939年7月,他在重庆凤凰山创办育才学校,招收有特殊才能之难童,“在集体生活中按照他的特殊才能,给予某种特殊教育”,“让他健全而有效地向前发展”,作人才幼苗之培养。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曾到育才学校参观,热情支持他的事业。1944年以后,陶行知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参与建立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协助民盟创办《民主》星期刊,将《战时教育》改为《民主教育》,提出民主教育和普及民主教育的口号,大力开展民主运动及民主教育运动,先后发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文章,阐明民主教育的涵义、对象、目的、内容和方法。他说:“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广汉市长信箱。”这时,他的教育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更体现了人民的要求。正如他所说:“努力发现老百姓的问题、困苦,和他们心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请他们“告诉我们怎样为他们服务才算满意”。
在抗战胜利后,他倡导民主教育和社会大学运动,1946年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目的是使失学青年有进修高等教育的机会。同年4月到上海,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江天佑,坚持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要和平的伟大斗争。这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加强了反动统治,公开杀害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人,陶行知也被特务列入暗杀的黑名单,排在第三名。面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这位民主战士大义凛然,高喊“我等着第三枪!”1946年7月16日,他在《给育才学校师生最后的一封信》中说:“……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朴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
为此,陶行知拼命工作,1946年7月24日一夜之间整理自己的诗稿约10万字,由于劳累过度,刺激过深,不幸于7月25日12时因患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55岁。
陶行知是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从教育救国走上人民民主革命道路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的死,是在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的奋斗中劳苦过度而死的罗丝·麦高恩。”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伟大精神,为人民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赞说:“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2.教育思想和实践
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论,是他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它包括了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创造性的,又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它最初是以乡村教育的形式出现的,后来陶行知把它当成一种与传统教育、旧教育、富人教育相对立的新教育和穷人的教育。陶行知认为中国自废科举、兴学校以来,虽然办了30年的教育,但只不过是把“老八股”换成了“洋八股”,仍是换汤不换药。他认为传统教育有4个致命缺点:一是为少数人办的,把三亿四千万农民排斥于教育的大门之外;二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三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使手脑分离,学用脱节;四是教与学分离,只许先生说不许学生说。这种教育只能培养既不劳心也不劳力的“书呆子”。他要求改变这种传统教育,实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立足于人民大众,与生活联系,和社会活动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欲”,目的是改造社会,改变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
“生活教育”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部分。
(1)“生活即教育”。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核心。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既然生活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那么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周小曼。“生活教育与生同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
可见,“生活即教育”有三层基本含义:第一,它随着人类生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第二,它是与生活相适应的,并且在生活中进行,“生活决定教育”;第三,它是一种终身教育,与人的生命共始终。
(2)“社会即学校”。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发泄壶。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他,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因而陶行知将“学校即社会”翻了半个筋斗,变成了“社会即学校”,以此来推动大众普及教育。
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目的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人受教育。他认为如果“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魏葆华,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在这样办法下,不论校内校外,都可以做师生的。”
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和“生活即教育”一样,也在于克服传统教育中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相隔离的弊端,拆除两者之间的高墙,“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它任意翱翔”,“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要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
(3)“教学做合一”。这是“生活教育”论的教学理论。他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郑楚怡。”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论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南京高师任教时,他就主张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1919年发表了《教学合一》的论文,提出“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的主张。“教学做合一”论的形成,是在1926年,他撰写《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才作了系统的阐述。
1927年春,陶行知等在南京劳山脚下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师范学校。晓师努力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办学宗旨为“造就好的乡村教师去办理好的乡村学校”,通过乡村学校改造农村。以“教学做合一”为校训,以“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为培养目标,使学生具有多方面才能。招生对象:一是初级中等学校第三年学生之有农事经验者;二是高级中等学校第三年学生之有农事经验者;三是大学第三年学生之有农事经验者;四是在职之教育行政人员及教职员之具有上列各项相当程度者。学校的课程都按照“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开设,共有5门,即中心小学生活教学做、中心小学行政教学做、师范学校院务教学做、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建校初,他带领师生动手盖校舍,种粮种菜,养猪养鱼,并轮流烧饭、挑水。他主张认真读书,但反对读死书,因而把学校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他主张读活书。认为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风云都是活书,活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都是书。陶行知认为师范学校应以小学为中心,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改造农村。他又在学校附近办了7所乡村小学,由师范生轮流去当校长、教师,还开办民众夜校,帮助农民识字、学文化,并建立了村医院、合作社、幼儿园等,为农民服务。晓师办学3年,培养学生230多人。
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的中心是“做”,因而就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如果“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在“教学做合一”论的指导下,晓师取消了课堂教学,取消了教科书,也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代之以“农事教学做”、“家事教学做”、“园艺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等等。总之以活动为中心,有什么活动,就进行什么教育,就读什么书。应该看到,这样所导致的结果是必然降低学生的知识水平。“教学做合一”就其认识论根源说,是受杜威“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经验论的影响,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论三大主张中受杜威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但是,“教学做合一”和“从做中学”还是有不同的。“教学做合一”的中心是“做”,而“做”在晓师又有特定的涵义,“做”就是“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认为,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贝尔斯登,不能算作“做”;单纯的“劳心”是空想,也不能算作“做”。这个“做”就是“行是知之始”的“行”。因此说,“行是知之始”是“教学做合一”论的根据第八航空队。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就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的,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认为“亲知是一切知识之根本”,这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
由此可见,“教学做合一”是针对传统教育的,是注入式“教授法”的对立物。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主张启发式教学。这一教育方法的改革,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一种重大的进步。


3.“生活教育”的特点
“生活教育”是和传统教育相对立的教育。陶行知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极端反对脱离实际的“老八股”式的旧教育。他指出:“中国教育所以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则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唯一无二的工具,并且把文字、书本这个工具用错了。”“老八股”只能培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而对于换汤不换药的“洋八股”式的教育,他也无情地加以抨击,他说:“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巴主席。“洋八股”和“老八股”一样王杰杰克逊,不让学生学“生”,而让学生学“死”。总之,在陶行知看来,传统教育不是为大众服务的教育麦芽网,是因为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陶行知认为这种教育必须悬崖勒马,另找生路!生路是甚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生活教育”的三大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就是这种活教育的理论概括。可见,生活教育的创立,其目的就在于要彻底改造传统教育,因而它是作为传统教育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他认为农民是大众的最多数,“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心里要充满了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陶行知所指的大众也包括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他说“无论什么阶级,都要有受教育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最多的是农工及其子弟。”“民主教育是要力求农工劳苦阶级有机会受教育”。正是由于有坚定的劳动人民的立场,陶行知看到旧的传统教育不是劳动人民的教育。劳动人民不仅无钱无权受那种教育,而且也不需要那种教育。因此,陶行知认为旧的传统教育是脱离大众生活实际的,是穷国倾家的教育。他所提出的“生活教育”最大的也是最本质的特点,便是它有着极为鲜明的人民性。“教育必须是大众的”。它要求教育要面向大众,要教大众做主人,要与大众需要相结合,为实现大众的幸福而斗争。
“生活教育”是爱国的教育玉辞心。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作为一个有强烈爱国爱民情感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不断改变、充实“生活教育”的内容以适应工农生活的变迁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从而使“生活教育”成为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战斗武器。在抗战时期,陶行知连续发动和组织了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和民主教育运动,其目的都是发动大众争取民主,配合全面抗战,使大众通过这种教育成为民族解放的战士。他坚信“生活教育必定能发出伟大的力量帮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于是提出“生活教育”就是要帮助老百姓在民主的组织中学习民主,“生活教育”要为未来的新时代做准备。他号召广大教育工作者“和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争取真正民主的实现。共同创造一个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幸福的新中国”。可见,爱国主义是“生活教育”的基础,同时又是“生活教育”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动力,也是“生活教育”最鲜明的特点。因此,反帝、反封建、争民主的伟大战争,使“生活教育”放出更大的光辉。
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有关主张,若从教育理论的普遍意义、一般规律上讲,肯定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但这是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为还无法完全挣脱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极其有益的主张和极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随着“生活”的变化,“生活教育”论也在发展变化。1936年春李沐晴,陶行知发表了《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推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篇论文中,陶行知要求每一个从事生活教育的同志,要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作为“当前不可推却的天职”。这时的“生活教育”,完全克服了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影响,提出了正确的教育目的。后来,育才学校又在教育实践上把“生活教育”推向前进,改变了晓师的办学方法,开始重视课程的设置和课堂教学,这就从实践上摆脱了杜威实用主义课程论的影响,“生活教育”论也因而达到了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所能达到的高度。“生活教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和革命紧密相配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陶行知为它的创立、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可谓当之无愧。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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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18年0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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