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的剪影-幸福职教人

题记:这篇文章写于2012年10月,收入拙著《从育人到教书,从教育到职业》。让我想起这篇旧文的原因在于,近年来,在关于教师发展、学生成长、孩子教育等问题上,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孤独”的状态。有的朋友甚至直言相告:你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天,苏东坡饭后在庭院中散步,突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身边的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侍女答道:“您腹中都是文章。”苏东坡不以为然。另一侍女说:“满腹都是见识。”苏东坡也摇摇头,到了朝云,她微笑道:“大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贝克汉姆的女儿。”苏东坡闻言,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有人戏言:“我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我的身边没有朝云周瑛锋。”对此,我不以为然。我相信,人类还没有沦落到那种地步。只要你的“不合时宜”不是病态的,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就一定会有你的“朝云”。
重读旧文神女传奇,没有时过境迁的感觉,联系当前的教育现状,似乎感受更加深切了。
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用心读了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让我思绪翻腾,久久不能入睡柏妍安。
第一篇是林爻的《6年后我将收获怎样一个孩子》(2012年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从女儿一出生亦勋,就坚持用科学的教育观教育孩子,力图把女儿培养成“她自己”,并让女儿知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林爻坚持认为,孩子的成长是“三分教七分等”,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应该以游戏为主,所以,她一直没让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学前班。诸如此类的教育理念,林爻不仅相信,而且努力践行着。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女儿进入名牌小学后仅仅一个月,就彻底摧毁了她坚持6年的教育观。
这所小学的教育理念与林爻所坚持的恰恰相反,孩子在学校里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比如,林爻要培养女儿做她自己,学校的规定却实实在在地起到抹杀个性的作用,“对买什么样的本、笔、文具袋、文件袋、舞蹈鞋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对每一本书、每一个本包什么样的皮,包多厚的皮,名字写在哪里,用什么方式写也都规定得一清二楚。”就这样,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孩子,刚刚进入小学不到一个月,就变得“整齐划一”了。

由此我联想,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用来搞“整齐划一”?为什么全国的学生做着同样的广播操、眼保健操,用着同样的教材和教参?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不这样做是不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就无事可做了?或者我们逆向思维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些小事情上非要求学生整齐划一?这种做法是否会在无形中压抑孩子的天性、创造性?有这些精力,我们多关注孩子的成长、多培养学生的爱好不是更好吗?
当女儿终于按照学校要求把家里准备好的舞蹈鞋弃之不用,买了学校要求的“白色舞蹈鞋”,前面是“宽宽的松紧带而不是细鞋带”后,孩子的心情平复了,林爻却“异常难受”,她不停地问自己:“是我错了吗?”
在6年的时间里,林爻与女儿的心是相通的。进入小学短短一个月,林爻开始“恐惧”了,“再过一个6年,我会收获一个怎么样的孩子?”
面对学校、孩子以及其他家长,我敢断言,林爻注定是孤独的。学校和孩子自不必说,众多的家长以把孩子送进名牌学校为己任。一旦送进去了,立刻“心满意足”,似乎等待他们的一定是优质的教育质量以及自己孩子的快乐健康成长。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林爻的“恐惧”是杞人忧天吗?
第二篇文章是2012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特稿”:《历史课》。作者是我十分崇拜的记者林衍。前不久,才读过她写的“冰点特稿”:《香港细节》,一篇值得学习、品味、欣赏的好文章。
林衍在《历史课》这篇长文中,给我们讲述了江苏省扬州中学历史老师王雄的一些故事。从世俗的角度看,应该说,王雄老师是一个成功者。他2005年成为扬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2006年就被评为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他的一堂公开课还曾被《南风窗》誉为“70年来中国公民教育第一课”。
成功后的王雄老师如果想做一个学生爱戴、家长满意、学校认可的历史教师,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名气和实力在校外办班或在家里辅导学生,肯定可以给自己带来较多的经济收入。但王雄老师却偏偏选择了一条孤独者的道路。他对教材提出质疑,对历史课的功能提出质疑,对一些早有定论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老师对待教科书和学生的态度殇璃全文阅读,将会直接影响学生公民人格的塑造。”他在自己的专著《中学历史教育心理学》中这样写道:“说得直白一些,我们历史教师是通过学生在建构一段新历史。如果我们只注重说教,他们也会认同说教,他们在成人以后也会像我们一样坚持将说教向后代传递。那么,今天我们自己的偏差、缺憾,甚至混乱的思维,荒唐的举动都会在代际间流传。”读了他的这一段话,我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那种庄严的使命感,我甚至能听到他的心脏的有力而倔强的跳动。

(王雄老师的历史课是这样上的)
既然历史课是“通过学生在建构一段新历史”张成楚,王雄老师坚持认为,教师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不接受教师的观点。看看他给高一新生上的第一堂历史课吧,或许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感受到他的教学风格郑妍珠。作者林衍写东西就是这么引人入胜,她把王雄老师给新生上第一课的情景真实地记录下来,放在了文章的开头。
王雄老师上的第一课,板书只有五个字“什么是历史?”他指了指黑板,对18个学生(到底是重点中学啊)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回答,要记住,很多问题没有对错。”在同学们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七嘴八舌地回答了“什么是历史”后,王雄老师也不总结,直接提出了下一个议题:“同学们能用画画来表现当下的历史吗?”同学们纷纷作画,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在对个别学生的说法进行简单的评议后,王雄老师突然笑着点点头说:“大家鼓掌,这堂课就结束了。”

读了这一段课堂实录,我理解,王雄老师是告诉高一新生一个重要信息:历史课就该这么上,历史,就该这么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一国公民只会背诵现成的答案,或者只会单向性思维,那么这一国的公民绝对不可能质疑政府不当的政策,也不可能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良善的建议,当然,也肯定会缺乏创新精神。”
王雄老师的教学理念,我不仅赞同,而且欣赏。我坚持认为,凡是预设好了标准答案,由老师把答案从书本上搬到黑板上,再由学生从黑板上搬到笔记上,然后再加以背诵,并以此应付考试的做法都不是真正的教育可乐记事。真正的教育必须让学生动起来,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然后有所感悟,有所触动,有所发现,有所提高。即使是一些客观性很强的学科,比如数学、会计、法律等,也要结合教材内容,启发学生多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剧毒蛇女?”、“这是最好的唯一的答案吗?”,而不是让学生通过死记硬背来掌握“是什么?”。
体制的力量是强大的。在体制力量的作用下,几乎所有家长评价老师优劣的标准都采用了同一个指标:“这样教,我的孩子能否考上大学?”不管张老师王老师,能帮助孩子提高分数的就是好老师;不管这理念那理念,对孩子高考没有直接帮助的都是不好的理念。

在体制力量的作用下,王雄老师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名孤独者。就在他给高一新生上完第一课后,有一个黑瘦的男孩一边擦着黑板,一边扭过头说:“我觉得这堂课没什么收获,作为一个老师,他总应该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从行文的意思看,这个男孩的话是对着记者说的,王雄老师没听到。但没听到不等于不了解。就是这堂课,王雄老师照旧布置了历史作文。第二天,他在学生的作文中读到这样一句话:“如果这么教,以后我们考试怎么办?”读到这句话,王雄老师坦率地承认“我有点难过”。王雄老师的“有点难过”也是这篇长文的结尾部分。说实话,我读完这篇长文后的感受,与王雄老师一样也“有点难过”。
让我最难受的是第三篇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中国青年报》(2012年10月10日)的“冰点特稿”,题目是《孤独的教育者》,作者是中青报记者赵涵漠、陈卓。
文章从一场简单的追思会说起。被追思的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叫马小平,逝世前毒吻面具银魔,他是深圳中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但就是这位普通的语文教师,被钱理群教授称之为“最具全球视野,可称得上是教育家的人”。汪则翰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将马小平视作“布道者”、“已属稀有的人文主义教师”。
文章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介绍了马小平的“闪光点”、丰富的精神世界、独立的人格魅力以及因为“另类”而备尝孤独之苦的生平。
在马小平看来,现在许多年轻人“有技术却没良知”,简直患上了“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基于自己的这种想法,马小平“很少讲教材,但却把梁漱溟、哈维尔、王小波带进课堂。”他所做的与众多的普通中学教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不自觉地在扮演着一个角色:做中学生人生的启蒙者。他认为:“如果你的学生感到你的思想在不断地丰富着,如果学生深信你今天所讲的不是重复昨天讲过的话,那么阅读就会成为你的学生的精神需要。”他总是认为,教育正在变成“吞噬学生天真和童趣的怪兽”。他常常引用一位教育家的话:“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马小平看不惯“怪兽”,但升学压力、同事评估、官僚体制又困扰着他。最后,他就成为一个困兽。
在我看来,马小平是一名真正的教育者。正是这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教育者,在“糟糕的教育环境中顽强寻找有意义的教育”,在“抵抗应试教育模式,坚持人文教育”。钱理群教授正是从马小平这样的教师身上,看到了希望。他曾经说过,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而且钱理群教授坦白相告:“我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着的帝煞血妻,就是马小平老师于川绿野。”

(马小平老师)
尽管钱理群教授等学者给予了马小平很高的评价,尽管在马小平的影响下,有的学生想到的是“我马上就想读书”,尽管与他素不相识的企业家王瑛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有关马小平的报道后“大哭了一场”,尽管马小平所教的学生成绩不错,有的还考取了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当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真正的教育者是孤独的,马小平也不例外。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马小平都不能算得上“成功人士”。
从生理的角度看,他56岁就因脑部恶性淋巴瘤去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从事业角度看,他是“孤独的教育者”。文章举了一个例子:据一个学生回忆,两年前的一次期中家长会上,已患癌症的马老师特意为每位家长准备了一封信,请他们不必过分在意考试,更要注重“学习的自信”。可没什么人在意这封信。马小平开始兴致勃勃地念着,很快连声音都虚弱下来。会后,20多名家长把他围住,质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本的内容。马小平“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束手无策”。最终,他回到办公室,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那是他执教的最后一个学期。
读到这里,我仿佛能感觉到,马小平的眼泪分明滴在了我心上邢秉懿。
还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马小平的孤独。他由东莞中学调入深圳中学后,主动提出要在学校开设人文教育通识课。那时他已身患癌症,接受着治疗。开始时,通识课教室被120多个学生塞得满满的。然而人数随后便直线下滑,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再出现。据一位教师回忆,每当讲课时听见教室门口响起脚步声,马小平总会不自觉地将目光瞟向门口,希望有人推门走进这个课堂。然而,等待他的往往是失望——没有学生进来。


(马小平主编的《叩响命运的门》)
这篇文章的结尾颇有寓意:
马小平癌症复发。受脑部肿瘤影响,他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学生们曾看到,老师在校园里3栋大楼之间的空地上四下张望,脸上带着焦急又沮丧的表情。从办公楼走到教学楼,这条路他曾走过千百次。
而那一天,他迷路了。
这个结尾让我想到,马小平的身体因病魔的折磨而迷路,马小平的精神因无力与现存体制相对抗而迷惘。马小平的一生,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画:一个人在茫茫沙漠中孤独地前行。就像钱理群教授说的“孤独,是你的宿命。”
读完这三篇文章总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手头的事务缠身,没有精力做全景式的分析和系统的思考,只能把“灵光闪现”的一些“碎片”记录下来,以表达对三位主人公以及三篇文章作者的敬意。
碎片之一: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从上到下,从学校、老师到学生、家长,评价教育教学的标准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扭曲。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和判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你们都错了!因为人们毕竟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考不上理想的大学,人生之路必然会走得更加艰难。
碎片之二: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平庸的教育者会放弃抗争,时间久了,就会慢慢变得麻木。而真正的教育者始终清醒着,清醒的人就像没打麻药经历手术必然会非常痛苦。有痛苦,必然会有所挣扎。在众多的麻木者中间,挣扎者自然成为“孤独者”。麻木者对挣扎者并没有落井下石,甚至报以同情和敬佩,但挣扎者需要的显然不是同情而是希望更多的人来改善教育环境,实施理想的教育。
碎片之三:反过来说,真正的教育者所以孤独,是否衬托出了我们的“群体无意识”呢?
碎片之四:孤独践行素质教育的教育者是令人钦佩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的曙光。光线尽管微弱,但却代表着光明和希望!
碎片之五:在应试教育模式短期内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挣扎者也应该找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就像著名教育学者、优秀教师李镇西那样,既坚持实施素质教育,又有效地点拨学生,努力掌握文化基础知识。从现实出发,人民群众呼唤的是李镇西那样的优秀教师!
碎片之六:如果取消了应试教育情况会如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挣脱了枷锁,是否就真正获得了自由?挣脱了有形的枷锁,是否还有无形的枷锁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如果不然,为什么在职业教育领域(师生双方都挣脱了枷锁),我们仍然看不到真正的教育发生呢?这种状况是不是说明无形的枷锁(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和浮躁心态)比有形的枷锁危害更大呢?
碎片之七:教育把培养合格公民作为首要任务之日,政府把公民的权利放在首要的保护位置之日,就是国家振兴社会繁荣之时。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呢?
本文摘自《从育人到教书,从教育到职业》,刘景忠著死神游乐园,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更新日期: 2018年07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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